今天，記者再次來到毛老師家。“我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，沒想到反響這么強烈，不小心成‘網紅’了?”毛佰鈞靦腆地說，顯然一時沒適應“熱度”。

21日晚，他在手機上看到了上海閔行區新虹街道5歲的孫熙源小朋友發來的感謝視頻，很是感動，隨即拍了10秒的“回信”以示回應。一老一少的隔空互動，更讓人心暖。

坐在小院里，毛佰鈞跟記者聊起了自己從上海到奉化溪口的這60年平凡又不簡單的經歷。“疫情過后，想回上海母校看一看”

毛佰鈞永遠記得1962年7月的那個夏天。當時，毛佰鈞父親響應國家號召，辭了上海工廠的工作，帶著妻子和6個孩子，一家八口遷回溪口界嶺村務農。毛佰鈞是家里的老大，那一年，他剛讀完閘北中學初二。

除了1985年出差去過一次外，之后的60年里，毛佰鈞再沒踏進過上海。但在他的內心，上海永遠是他魂牽夢繞的故鄉，“畢竟，我的童年、少年時代是在上海度過的”。

毛佰鈞說，至今他仍清晰記得小時候住過地方的街名和門牌號，回憶和小伙伴在巷子里“打虎跳”游戲玩耍情形。“后來我們搬進父親廠里的職工宿舍，在會龍新邨，20多平方米要住下8口人，中間用簾布隔開，三個孩子睡一張床”“閘北中學外面就是商業街，很熱鬧，我和同學一起去附近電影院看《劉三姐》”……

熱鬧、繁華的大上海，牢牢印刻在毛佰鈞的記憶中。這次上海疫情爆發，得知很多市民“搶”不到菜，毛佰鈞很心焦，就有了之后送油燜筍的故事，“我就是出一份力，沒想留名字，更沒想到會出名”。

21日，毛佰鈞和老伴又去石門挖了數十公斤筍，新烤一鍋油燜筍，要烤上兩天兩夜，能做40來瓶。“既然上海市民愛吃，有機會的話就再送一批”。

毛佰鈞說，甬滬淵源深厚，上海市民就有很多“寧波親戚”，“上海是養育過我的故鄉，這份恩情不能忘。希望疫情過去后，能去趟上海，重返母校看一看，也算了了一個心愿”。

三輛自行車，承載30多年鄉教路

界嶺是個偏遠的小山村，土地貧瘠。在做了10來年的農民后，1974年，28歲的毛佰鈞被派到界嶺學校教書，從此踏上了30余年的鄉村教育路。

之后，毛佰鈞還在石門、巖頭、許東、亭下等多所學校任教。村民經常能看到一名老師騎著自行車，每日穿行在蜿蜒的山路上。

在老伴劉杏玉的眼里，丈夫是個“條直、板正”的人，奉化話的意思，就是性子耿直，做事一板一眼，不懂得“拐彎”。“公家的便宜，他一分一厘不沾，這完全遺傳了公公的性格”，劉杏玉說。

從教30余年，起初的20年間特別艱苦，毛佰鈞除了教書，還要打理家中的2畝多農田，田里的活都是他做，愛勞動成為他一輩子的習慣。上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開始時，各家自種承包田。毛佰鈞訂了份《浙江科技報》，按照指導用“豬糞垃圾”育秧，科學種田，育出的秧苗特別壯實，他家的稻田畝產量多年穩居界嶺村“冠軍”。如今，盡管退休多年，年逾古稀的毛佰鈞仍喜歡栽苗種菜。

艱苦的生活，磨礪出毛佰鈞堅韌的性格。他打趣地說，在界嶺學校那幾年，學校條件差，設施缺乏，很多教具要自己做;在石門任教時，他每天來回騎車20公里路，要花2個多小時，“冬天寒風刮來，雙手像刀刺般疼”;在許東聯辦學校期間，他和另外一個老師負責全校50多名學生的教學，語文、數學、體育等都要教，特別辛苦，等到1993年去了巖頭學校，生活才算穩定下來。

“教書30余年，我一直是騎自行車”，毛佰鈞說，從最初的紅旗牌，到后來永久牌、海獅牌，他先后騎壞了3輛車。直到退休之后，女兒才給他買了輛電動三輪車代步。

毛佰鈞做人很單純，只想著一心一意教好書，下功夫鉆研業務。為了教好語文，他勤習板書，還花30元錢買了只收音機，跟著廣播一句句反復學，半年后練出一口流利、標準的普通話。有次，他拿到一本名家編寫的初中語文板書教參，他認真研讀了3個月，記了厚厚一本筆記，把教參都翻爛了，對提升教學幫助很大。

“老師最高興的是學生肯讀書”。他還想了個新點子，學生上晚自習，他在課堂上播放音量很輕、旋律柔和的音樂，讓學生放松情緒，效果不錯。毛佰鈞自豪地說，那年他在巖頭學校任班主任時，班里有兩名學生考上了重點高中奉化中學，“全鄉轟動”。

“條直”的鈞老師其實蠻可愛

因為巖頭一帶多姓毛，為了方便稱呼，學生們都管毛佰鈞為“鈞老師”，很是親切。

媒體報道刊發后，有很多人留言，其中好幾名是毛佰鈞的學生。“原來油燜筍爺爺是我的班主任啊。感謝鈞老師給我們的教育，我也會好好教育我的孩子的”，這是學生“西江漂流”向老師致敬。網友“泡飯-xyeH”回憶說，“鈞老師和其他老師一起，把所有質樸又濃烈的愛獻給了我們，成為我求學生涯中最為難忘的一年”。

毛佰鈞說，從教最后六年，他在亭下中學當生活輔導老師。當時，他一周五天和100多名住宿生住在一起，管理孩子們的生活，周末才回家。“我安排了兩個學生當樓長，每個宿舍還有宿長，按現在的話說，就是網格化管理，月月張榜評比，效果很不錯”，毛老師告訴記者，他還跟任課老師建議，讓10多名初三畢業班的尖子生，延長晚自習時間，他陪著學生到晚上10時下課，讓學生每天多學一兩小時。

碰到學生調皮搗蛋，毛佰鈞也有“妙招”。他把學生叫到跟前，“你犯了錯，知道么?怎么辦?”學生答道“知道!要打兩記。”“重點還是輕點?”“輕點……”，學生主動伸出手，毛老師拿起木尺，在手心上輕輕打了兩記。“這是以前我們鄉村學校特有的懲戒方式，讓學生自己領罰。現在可不許用這個辦法嘍”，毛老師嘿嘿笑著說。

“農村培養一名大學生非常不容易。鄉村學校教學條件比不了城里學校，作為老師，總希望學生成績好，考上好學校。”毛佰鈞說，他教過的學生，也有考上復旦、浙大等知名大學的，看到學生有出息，讓他特別高興。(記者余建文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