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今年的珠海兩會上，有多位代表建議珠海先行先試建立“家長學校”，讓新婚夫妻和離婚夫妻持證“上崗”。隨后珠海民政部門回應，由于依法辦理婚姻登記是法律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，不宜因當事人未提交法律規定之外的證件(證明)材料而不享有辦理婚姻登記的權利。

“家長持證上崗”其實是個網上常見的段子——“一想到為人父母居然不用經過考試，就覺得真是太可怕了”。這句話的作者其實是日本推理作家伊坂幸太郎。不過一個帶有哲思的文學表達，如果真落到現實里，可能就有點不像回事了。珠海民政部門的回應其實已經很到位，結婚、離婚都是公民的基本權利，沒有理由橫插一杠，加道審批考核的程序。

而且，即便真有這種學校，也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要解答：學校經費從哪來，是強制的還是自愿的，該不該收學費，誰有資格教學，如何確認教學效果……每一個問題都牽扯到基本的行政倫理與財稅體制。而且，正像托爾斯泰的那句“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，上哪找一個教材模板，應付大千世界、蕓蕓眾生的酸甜苦辣、悲歡離合?

當然，家庭教育缺失導致的問題確實也不少，青少年的心理問題也值得關注。但是，應對這些問題，最需要的其實是科學與實證的態度。平心而論，現在子女教育已經是最受關注的社會議題之一了，家長為了孩子，從懷孕到上學，各種知識學得不可謂不多。從那些“咆哮父母”的短視頻就能看到，多少家長教育孩子不僅嘔心瀝血，而且還讓那些沉睡已久的數學基因、物理基因再度被激活，把早就還給老師的知識又拿了回來。整體上看，家長對家庭教育，真的是一無所知或是麻木不仁嗎?

只有精準的政策才是有意義的。當然有家長不會“當家長”，那么就應該定量分析，這樣的家庭占比有多大?集中在什么年齡段?家庭情況包括收入、學歷等大多是怎么樣的?他們最需要什么樣的支持?如果不先理清楚這些問題，而以極大的代價讓所有家長陪學，能不能保證資源不被浪費以及實現政策初衷，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。

今年10月23日，家庭教育促進法頒布，從立法層面明確了家庭責任。其中提到，國家和社會為家庭教育提供指導、支持和服務。可見，國家層面與家庭教育的關系，更多是支持與保障，因此通過政策去推動家庭教育，還是應當從機制方面著手。

這其中可做的文章有很多，比如解決留守兒童問題，保障父母的休假權利，強化婦聯等單位對問題家庭的干預能力，完善學校和家庭的溝通渠道，在學校建立機制化的心理輔導等。應承擔家庭教育責任，相信多數人不是不知道，也并不需要考試了才明白，關鍵是“出了問題怎么辦”。這恐怕需要社會形成動態的、常態的求助機制，遠比考個證難，也比一張證有用。

無論如何，解決家庭面對的難題，不能以限制組成家庭為前提，沒有家庭，當然也就沒有家庭問題了，但又有什么意義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