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夜起，五月天時隔4年后“歸巢”將在北京鳥巢連續開唱6場。然而，許多粉絲仍然在為擁有一張“入場券”而四處奔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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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停擺3年的演唱會市場以井噴式上新之態點燃久違的熱情，不少無可奈何的現實讓人再次看到，當演唱會市場重回火熱之際，也依舊頑疾附體。觀眾通過正常渠道搶票無門，黃牛手中的高價票則依舊泛濫；盡管行業多方自發抵制黃牛，卻也有新的問題接踵而至……這條演唱會鏈條上，到底是誰在縱容黃牛盛行？
從“票權”歸屬到演唱會背后的利益鏈
一場演唱會的舉辦，包括了藝人本人、經紀公司、主辦方、票務代理、贊助商等多個角色。那么，這些令普通消費者可望而不可及的溢價黃牛票都是哪來的？平價門票又都去哪兒了？
我們試圖對演唱會鏈條進行拆解。從收入端看，一場演唱會收入主要包括門票收入、商業贊助收入、衍生品收入、音樂版權收入和其他部分等；從成本端看，藝人出場、作品版權、音響設備、舞臺舞美、場地租賃、票務平臺服務等等環節，也都需要花錢。
可以說，一場演唱會下來，除了鏈條最底部的粉絲歌迷，大家都能賺到錢。而藝人、主辦方、票務平臺、觀眾這四方，是最不可缺的、也是最容易與黃牛產生關聯的角色。
藝人，不必多言，是一場演唱會中最耀眼的那個人，也是無數歌迷和粉絲們跨越山海的奔赴；主辦方是演唱會從籌備到結束的主導機構，通常由大型經紀公司、藝人持股公司或工作室、以及第三方演出公司等來擔任；諸如大麥網、貓眼等票務平臺，則是距離觀眾最近的角色，承擔的是售票這一環節；至于觀眾，其實更多扮演的是花錢的角色，是消費者，即使在與黃牛的聯系中也是處于買家身份，因此并非本文重點討論對象。
一位市場人士向和訊財經表示，黃牛為什么屢禁不止？只要看到黃牛的存在到底是損害了誰的利益、又或者誰的利益并沒有因此受到損失，那么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。
①票務平臺：收取代理費的商業模式
目前，我國現場娛樂在線票務平臺可分為兩種模式：一種是自營票務平臺模式，包括以大麥網、貓眼等為代表的專業票務代理平臺，和以開心麻花、秀動為代表的主辦方類票務平臺；另一種則是以摩天輪票務、票牛為代表的新興互聯網票務平臺。
無疑，有了阿里加持下的大麥網一騎絕塵。易觀分析數據顯示，2018年，大麥網APP端在用戶規模和使用黏性上遠高于永樂票務、摩天輪、票牛、秀動等其它票務平臺總和，獨處第一梯隊。
即使大麥網一家獨大，但其作為票務代理并不擁有“票權”。大麥網方面曾受訪表示：“大麥網作為票務代理服務商，更多的是服務的角色，控票權和定價權在主辦方手里。”據了解，類似票務平臺的商業模式是從主辦方手里拿票，再放到平臺上售賣，從中收取代理費，并不參與票房分賬。亦有相關報道指出，代理費約6%至8%。
②藝人：從固定“工資”到共同投資
藝人出場費自然是演唱會成本中的重頭。藝人出場費通常是固定的，一場演唱會在100萬至600萬不等，價格與名氣直接掛鉤，賣出多少票、盈虧都是策劃公司承擔的。不少粉絲內部也流傳著如此說法，比起代言、綜藝等，開演唱會其實并不賺錢，更大的意義在于回饋粉絲、彰顯行業地位、延續職業生涯等。
演唱會行業發展至今，亦出現新的變化。明白音樂娛樂創始人王毅曾受訪指出，主辦方一次性支付酬勞，自負盈虧如今一般出現在中小型演出中。而具備票房號召力和IP影響力的藝人基本以入股形式與主辦方共同投資，最后對演唱會收入按照約定比例對票房和商業收益分賬。分賬比例則取決于演唱會項目籌備階段，雙方各自擔負的成本和出資情況，并對藝人的有形、無形價值做衡量，由多方協商而定。
③主辦方：部分不可售票或流向不明
盡管主辦方手握“票權”，但在票量、票價制定上，同樣大有玄機。
多位行業人士指出，主辦方會根據演唱會主辦及制作過程中產生的綜合成本來決定票價，此外還有一些非經常性因素，如此前因演唱會延期產生的成本、當下演唱會市場持續需求旺盛帶來的成本提升等，也都會轉嫁給消費者，最終體現在票價中。票量，則由場館大小決定。
在主辦方規劃下，一場演唱會門票會分為可售票、不可售票兩部分，前者指通過票務平臺公開售賣的部分，后者包括了工作票（供藝人團隊工作需要）、贈票（贊助商、媒體、場館、品牌或其他機構）、防漲票（預防人員過多預留票）等。上海市消保委近日撰文指出，目前按照相關規定，面向市場公開銷售的營業性演出門票數量，不得低于公安部門核準觀眾數量的70%。也就是說，剩下這部分至高可達3成的不可售票，由于并不公開售賣，很大概率會通過各式渠道流入二級市場、乃至黃牛手中。
一位前娛樂媒體工作者便向和訊財經坦言，自己曾因工作關系收到過某當紅歌手演唱會贈票，但由于時間沖突，而后只能在二手交易平臺折價出售。
④黃牛票：或存在多種來源
和訊財經在小紅書等平臺看到，一位網友在大麥網搶購張杰巡演長沙站門票失敗后，在微信上詢問一位黃牛：“7秒票就沒了，為什么你們手里還有票？”，對方則表示：“我們在主辦方那里直接拿”。
相較藝人或是票務平臺等環節，對票量和票價擁有話語權的主辦方，某種程度上也給予了黃牛鉆空子的機會。然而，每每面對是否與黃牛存在勾結這一薛定諤式話題時，主辦方大多會予以否定回答。比如，此次五月天北京演唱會主辦方華樂非凡曾發博否認與黃牛勾結一說，并稱全部可售票都是在有關部門的監督下，公開透明地放在官方授權票務平臺公開銷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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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事實表明，黃牛確實通過各種渠道將大量門票收入囊中。海華永泰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孫宇昊律師便向和訊財經指出，黃牛票來源主要有幾種——
“一是從正規渠道搶購：黃牛會在門票正式開售時，利用多人或者網絡搶票工具大量購買門票，從而快速控制票源；二是從活動主辦方內部購買；三是從其他購票者手中購買：黃牛會在一些購票社交平臺、二手交易平臺等地方購買那些因故無法觀看演出的觀眾手中的門票；四是從團購渠道購買：有些活動會有團體票的優惠政策，黃牛可能會借此機會大量購買團體票，然后分散出售；五是偽造門票：盡管少，但也時常被爆出，極少數黃牛會制作假門票進行出售。但這種行為屬于違法違約行為，一旦被發現會受到法律制裁。”
多方合力整頓的另一面
黃牛盛行，讓不少消費者對其既痛恨又無奈。在孫宇昊看來，黃牛票的存在使得許多觀眾無法按照正常價格購買到門票，同時也造成觀眾體驗和票務市場秩序的混亂，在一定程度上應當予以規制。
確實，黃牛問題是一個需要行業多方合力共同解決的問題。但在實際操作中，盡管這些演唱會鏈條上的各方多少已經開始行動，但緊接著出現的卻是新的難題、沖突與矛盾。可以說，制約黃牛仍然是一個長期命題。
先看消費者端，在黃牛將一張門票的價格炒至動輒成千上萬后，五月天粉絲已經自發開始“整頓市場”，提出了“寧可鳥巢門口站，錢也不讓黃牛賺”的口號。但是這一不成文的號召，某種程度上還是靠個人約束，有人抵制黃牛票、自然也就會有人愿意溢價成為黃牛的買家。
不管如何，粉絲行動似乎卓有成效，華樂非凡在5月24日晚間宣布，五月天北京演唱會將在次日11點二次開票，盡管此時距離首場演唱會開唱僅剩一日，但這些第二批次公開售賣的門票覆蓋了全日期、全價位，仍給了那些苦苦求票的粉絲帶去了一絲希望。華樂非凡對此解釋為“現場舞臺完成搭建后經重新評估，尚有少量座位確認無遮擋可用于觀演”，但不少粉絲均猜測道，這或是賣不出去的黃牛票又回流到了主辦方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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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至藝人端，亦有藝人為了抵制黃牛，特意加場表演，以給粉絲提供更多觀演機會，諸如薛之謙便在今年宣布南京、南昌、濟南等多站加場，并語重心長地告訴粉絲：“（加場）只為遏制票價，公司與我會竭盡全力。我是來見面的，不愿見你傾囊。”
另外，也有藝人會留出一部分門票用于粉絲團票，以保證部分門票切實流入粉絲群體手中。但是在粉絲團票實操中，和訊財經亦觀察到，由于過往的粉絲團票門檻并不高，也給了黃牛一定的“操作空間”，化作粉絲身份參與其中，再加價賣出。仍以五月天為例，此前粉絲團票截止后，“MAYDAY五月天任意門”粉絲站公布了大量0秒異常訂單，并表示將進行排查。然而3小時后，一則“因為不可抗力因素”取消團票的消息則讓粉絲心涼。據一位與主辦方關系密切的合作方表示，本次團票活動收到了匿名舉報，理由是“非法集資”。此后，不少藝人粉絲在組織團票時越發低調了，也相應提高了在氪金、微博超話等級、數據、應援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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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來是平臺、場館以及主辦方，此前大麥網人士受訪時提到，大麥網一方面率先推行無紙化，通過電子票、人臉識別等技術防止倒票；另一方面則在搶票環節應用阿里生態的安全技術，判別機刷、人肉代刷等黃牛行為。2023年以來，可見的是，以上海梅賽德斯-奔馳文化中心為代表的部分城市演唱會已經率先推進向“強實名制”、向電子票的進化。所謂“強實名制”，與過去僅實名制購票不同，要求的是觀眾從購票到入場，要做到人、證、票三者信息統一，入場時必須攜帶與門票綁定的本人身份證件，核驗證件信息并通過人臉識別，有時還會附加不可轉贈、不可退票等要求。
過往實踐證明，“強實名制”下要求本人購票觀演，確實能有效打擊切黃牛，但同時也引發了新的問題——若觀眾因行程有變、生病等無法到達現場時，在不可轉贈、不可退票等規定下或遭“誤傷”，門票無法轉讓他人只能作廢處理，耗了金錢、又費了演出資源。因此，近期劉若英、梁靜茹演唱會相繼對一些“首次參與實名制購票，對實名制購票了解不深入”的觀眾，特意開放了“退票時段”。
最后，如何從法律、制度層面予以規制呢？在孫宇昊看來，從設立票務法規、票務信息透明、嚴厲打擊黃牛黨、設立票務監管機構、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、引入第三方監管、加強宣傳教育、嚴肅追責等方面入手，或能維護票務市場有序健康發展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針對此次五月天在京的演唱會，北京警方已經出手，目前已依法打擊處理倒票人員29名。北京警方表示，將持續嚴打嚴整非法倒票行為，發現一起查處一起，全力維護良好的演出市場環境。（文/和訊財經 張星鈺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