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教社的回應直面關切，有助于打消公眾疑慮，從中還可體會教材編選者的努力和用心。比如在六年級上冊專門設置“初識魯迅”單元，選發魯迅侄女周曄回憶文章《我的伯父魯迅先生》、臧克家詩作《有的人——紀念魯迅有感》、蕭紅《回憶魯迅先生》、許壽裳《亡友魯迅印象記》等，種種做法，都有助于重新認識和塑造一個“真實的、富有人情味的、生活化的魯迅形象”，有助于增進對魯迅作品的理解和認知。

事實上，近年來有關“刪減魯迅作品”“魯迅作品撤離”等的爭論非止一次。換個角度看，公眾表達關切，突顯對魯迅的熱愛。從公眾焦慮中不難讀出這樣的期待，即渴望讓下一代借助語文教材、借助教材中的魯迅作品等，來實現最好的語文教學，理解和認知魯迅革命精神的最具徹底性、對國民性最深刻的揭示，以及新文化運動后其所建立的最純正漢語言范式，這正是一代代中國人源源不斷的重要精神源泉和文學養分。

著名學者錢理群認為：“真正影響魯迅被年輕人理解的，是我們的社會文化思潮、教育方法等……應該選一些適合中學生的魯迅文章;同時，不要把魯迅作品作為應試教育的一部分，不要讓學生死記硬背，而是讓他們自己去體會魯迅作品中的真義。”毋庸諱言，當下一部分讀者群體，尤其是年輕讀者群體對于魯迅作品，確確實實還存在某種疏離感。著名作家余華在一次演講中，就曾坦言當年在海鹽文化館工作時，出入之間一度嫌碼放在門口的《魯迅全集》礙腳，而直至36歲后重拾魯迅作品，重新發現魯迅偉大，“厭惡感”自此消失。余華的講述，代表很大一部分人感受，努力消弭魯迅作品與當下青年群體的疏離感、隔膜感，語文教材編纂是重要一環。

當然，也不僅僅是魯迅作品，其他作家和作品亦然。無論如何，教材所收篇目都是有限的，發揮好語文教材“導讀”和“索引”作用，引導孩子通過課堂語文教學，激發課外大量閱讀，激發對社會現實深刻認知，對漢語言之美的熱切追尋，這正是語文教育教學改革的方向。(評論員涂建敏)